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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残障人士需要无障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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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火燎原 社区微信达人 发表于 2019-1-23 13:00:37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1楼楼主 星火燎原 社区微信达人
导言:消除物理上的障碍固然重要,消除观念上的障碍更为重要。
在一个雪后的清晨,一位坐轮椅的残疾人和站在商场门外的其他人一起,等待环卫工人扫雪放行。工人在台阶上挥动扫帚,他并没有意识到,如果能优先清扫旁边的无障碍坡道,其实是可以让所有人都通过的。
这是一幅漫画,清华大学无障碍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邵磊说,它提醒人们,无障碍环境建设并非仅是针对残障人士的特殊服务,而是一项具有包容性的社会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每个人都适用”。
“无论你是姗姗学步的孩童,踢球受伤的少年,拖着行李箱远行的青年,还是腆着大肚的孕妇,推着婴儿车的父母,抑或是拄着拐杖的半失能老人,在每个人的一生当中,都会不止一次需要无障碍设施。”邵磊说。
今年8月1日是《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实施6周年。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的无障碍环境发展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如何提升困难群体的生存质量,构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社会和“为所有人的城市”,仍是一项任重道远的事业。


事关3亿人的福祉
如何让城市的建筑更加包容,成为“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的美好?这正是无障碍环境建设所要应对的课题。
就广义而言,无障碍包括设施建设无障碍、信息交流无障碍和公共服务无障碍,是指为所有人营造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安全便捷的整体环境。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的无障碍建设冲出起跑线,以法律法规的制订为引领,技术标准规范不断增加和完善。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副主席吕世明介绍,1988年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成立之初,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就是残联的一项重要工作。
现任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早在20多年前,就在全国政协会议提案中提出了关于发展无障碍事业的相关建议。在张海迪看来,就中国无障碍环境建设而言,“消除物理上的障碍固然重要,消除观念上的障碍更为重要”。发展无障碍,实际上就是“消除歧视、尊重生命、维护权利和拥有尊严的充分体现”。
邵磊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根据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中的释义,“无障碍”的基本原则是保障所有人在平等的基础上充分和切实地参与社会,建成环境、产品与服务尽最大可能提升通用化水平,让所有人可以使用。今天的“无障碍”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包容性的理念。
在中国究竟有多少人需要“无障碍”?吕世明给出的数字是超过3亿人,包括8500万残障人士和约2.41亿老龄人口。他表示,无障碍环境建设已经成为中国步入老龄化社会背景下的一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无障碍环境建设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工作情况汇报和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发表重要讲话时,都提出要重视无障碍环境建设。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加快无障碍设施建设。全国政协去年召开“无障碍环境建设”双周协商座谈会推进无障碍建设。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也对此专门部署。
仅十八大以来有关“无障碍”的政策法规就出台了十余次,顶层设计逐步清晰。在以“十三五”规划、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十三五”加快残疾人小康进程规划纲要、残疾人事业“十三五”规划和“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等为代表的一系列国家战略和政策方针的推动下,中国无障碍环境发展迎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从专属品到通用设计
过去30多年,中国无障碍环境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曾主编国内第一部无障碍设计标准的全国无障碍专家组顾问周文麟回忆说,上世纪90年代,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为推进亚太地区的无障碍事业发展,选择在中国、印度和泰国三个国家进行无障碍改造竞赛。给北京市的任务是完成一个1.5平方公里的无障碍社区改造,即现在的方庄居住区。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承担了具体改造任务。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方庄无障碍社区顺利通过联合国验收,并且获得了金牌。
此后,联合国在北京市相继召开了三次有关无障碍的国际专家交流研讨会。期间,几十位国际专家参观了刚兴建的北京亚运村体育场馆,对无障碍专用卫生间、看台边上的轮椅席以及出入口的坡道台阶混合体无障碍设计拍手称赞,认为已达到当时国际一流水准。北京市的无障碍建设由此打响了国际知名度。
从“十五”时期开始,我国城乡无障碍环境建设全面推进。当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残联、民政部和老龄委等部门联合制定了无障碍环境建设实施方案,并在京津沪等12个城市开展创建全国无障碍设施建设示范城市活动。到“十一五”期间,创建活动扩展到全国100个城市。
“中国以如此浩大的声势推进城乡无障碍建设和改造,这在国际上来说都是绝无仅有的。”周文麟说。2012年8月,国务院颁布实施《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明确依法开展无障碍环境建设是政府责任和社会义务。这标志着,我国无障碍事业开始步入法制化进程。
据中国残联统计,自该条例实施6年来,全国已有逾210万户残疾人家庭进行了无障碍改造,受益人口达数千万。以北京市为例,截止到目前,已建成871条盲道,全长在1600公里以上,公共建筑无障碍改造超过8000项,已经初步形成了城市无障碍格局。坡化率接近88%,已在20000处路口进行了斜坡化改造;已经投入使用的无障碍公交车有3600辆,公共交通枢纽综合改造率达到81%;公共服务设施综合改造率达到50%。
此外,交通、民航、铁路、金融、教育、互联网和传媒领域纷纷出台无障碍建设部门规章,公共服务无障碍水平显著提升。残疾人、老年人等弱势群体融入社会生活更加便利、安全。他们在获得舒适生活的同时也获得了尊严。
回顾6年来《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的实施情况,中国残联维权部权益处处长张东旺总结概括说,可以看到两个明显的发展趋势:一是无障碍已经从残疾人专用品发展到通用设计;二是无障碍设施建设的内容已由单纯的物质环境建设,过渡到全方位的社会环境建设,从有形的道路交通、公共设施、建筑、信息发展到无形的制度、行为习惯、社会心理和公共意识。
中国残联副主席吕世明表示,我们用了30年的时间,完成了欧美发达国家60年的无障碍事业推进,“当前中国无障碍建设正由城市向农村延展,由公共设施向家庭无障碍延伸。无障碍设施与服务几乎处处可见、人人可享。”

“无形障碍”亟待化解
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成就显著,但也有尚待进一步提高的地方,特别是全社会的无障碍意识。
唐占鑫是一位要靠轮椅生活的脊髓损伤者。几年前,热心公益的她带领一群小伙伴,身体力行跑遍了北京310个地铁站点,绘编成北京地铁无障碍出行手册,还曾多次与地铁方合作,开展无障碍规划设计及使用培训。
她告诉记者,目前北京公交车的无障碍折叠踏板大都年久失修。她平时不敢乘坐公交出行,因为太麻烦,“台阶太高,自己上不去,需要爱心人士和志愿者帮忙抬”,而且“司机总是争分夺秒,三分钟就发车”。

大连无障碍促进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骆燕对此也深有感触:“虽然在北京中心城区轮椅畅行无阻,但是在郊区,或是一些二三线城市,轮椅出行经常会遇到‘断头路’,走进死胡同、下不去台阶,还要调头回来。”
骆燕正在参与一个名为“全国首届无障碍通用设计研修营”的公益项目,该项目由中国残联无障碍环境建设推进办与福建自强育才无障爱文化(北京)中心联合主办。11个营员小伙伴都是重度残疾人。最近他们刚刚去了雄安新区市民服务中心,坐着轮椅体验新修建的无障碍设施,并给出验收评估意见。
在骆燕看来,很多城市的公交无障碍出行与发达城市仍有不小差距。“在香港,残疾人晚上十点多也可以坐着轮椅搭乘公交车回家。但在内地很多城市白天都做不到。公交车虽然有无障碍设施,但好多都利用不上。”
福建省残联肢协主席徐世元告诉记者,有一次他到台湾考察,看到公交车司机停车后主动下车,放下坡道翻板,帮助轮椅乘客上车。徐世元问司机:你做这一切只是出于爱心和慈善吗?司机却回答说,如果我不这样做,就违反了公司的规范条例,会被处罚。徐世元认为,台湾地区的经验告诉我们,就公交车司机无障碍意识的养成而言,“仅有道德约束而没有立法是不够的。”
福建师范大学自强学院创始院长郑声滔教授在上世纪80年代自学成才、创业助残的事迹曾传遍全国。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郑声滔表示,这几年中国的无障碍环境改善有目共睹,无障碍设施看得见、摸得着。但还存在一些无形的障碍——已有设施的管理和有效使用问题。
“比如公园,原本无障碍坡道设置得非常好,结果弄个铁栏杆挡住以防止摩托车进入。但是摩托车照样能进去,轮椅却进不去了。”在郑声滔看来,这种因管理不善而导致的人为障碍普遍存在,“管理者带有一种简单化思维,把好好的无障碍设施破坏掉了,非常不应该。”
此外,另一个业内关注的问题,是一些老旧小区无障碍设施严重不足,发展不平衡,无障碍设施向社区、向农村延伸普及的差距较大,残疾老龄人家庭无障碍改造的力度不够,特别是农村的无障碍方面比较滞后。
吕世明四年前曾到一户农村盲人家里调研。他描述,这家人出去劳动,把盲人独自留在家里,“地上挖个坑,放个盆儿,一天的大小便就这么解决。盆儿的旁边不到半米,就是热着饭菜的锅。”。
后来,当地残联的专职委员想了个办法,着墙拴了一根草绳子,没花几个钱,但盲人摸着这根草绳就可以从家里走到十几米开外的旱厕,去解决大小便问题。
再后来,当地残联又给这户盲人家庭安装了无障碍扶手。“七八米长的金属无障碍扶手嵌在土墙上,一下子解决了大问题”。吕世明说,从全国残疾人基本服务状况和需求的动态更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仍有331万贫困重度残疾人家庭反映急需无障碍改造,这部分人可能是脱贫攻坚的“最后一公里”。

对于当前中国无障碍环境发展中存在的这些待改进之处,《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的业内专家建议,无障碍应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加以推进和实施。
首先,转变无障碍发展理念。应引导全体民众形成一个理念共识,即“无障碍”不是针对个别人的“无障碍”,无论是物质、信息环境,还是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无障碍发展都是全社会的“最大公约数”。
其次,明确无障碍建设的管理主体。邵磊认为,无障碍设施的相关法律法规都强调了无障碍建设的重要性,但责任主体并不明确,大多停留在“有关部门必须加强管理、保护和维修”的层面,缺乏明确的执行主体和相应的奖惩机制。因此,今后在制定政策法规时,应明确各职能部门和社会团体在无障碍建设中承担的具体责任,将政策落到实处。
第三,要加大力度支持无障碍科研创新。住建部标准定额司相关负责人认为,我们在无障碍研究领域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根据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数据,目前国外与“无障碍”相关的产业多达14000多种,我国现在只有1000多种。“无障碍”涉及科技研发、城乡建设、医疗卫生、教育培训、文化传播、经济拉动和消费需求等各个方面,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产品创新、市场创新是推动无障碍发展的核心动力。
此外,“无障碍”还应当提升社会参与。邵磊认为,“无障碍”既有普适化的特点,又有强烈的个性化特征,规模大、任务多、监管运行复杂。因此,既应当坚持政府决策、引领、扶持、监督的定位,又应当推动广泛的社会参与,完善参与机制,建设参与平台,扶持公益组织,无障碍发展才能真正让人民群众满意,成为全社会的“无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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